最近，有关降息的新闻比较多，存款和贷款利率都在下行通道中。以活期存款为例，当前活期存款利率已普遍降至0.05%，逼近零利率。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问企业一个问题：“融资成本是否还是融资时考虑的最主要因素？”简短的回答是：“当然是”。借钱的时候，谁会不在意贷款贵不贵呢？但如果是一个全面点的回答，当下对很多企业来讲，回答或者是：“目前这个阶段，成本已不再是最主要的因素了，更重要的是，企业要不要、值不值得融资？”
融资利率持续下行
过去15年以来，我国企业融资成本经历了系统性下降，这一趋势深刻反映了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与货币政策工具的协同效应。
从2010年到2025年，我国企业融资利率的高点出现在2011年三季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2011年9月份，我国金融机构对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中，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8.06%，其中，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7.80%，票据融资加权平均利率为9.55%，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7.36%。
此后，中国人民银行不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持续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和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效能，推动贷款利率明显下行。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目前持续处于历史低位，2025年3月，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分别为3.1%和3.6%，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4%左右，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2025年一季度，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75%；票据融资加权平均利率为1.55%。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加权平均利率为3.13%。
将2025年一季度的贷款利率和2011年的高点相比，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下降了405基点；票据融资加权平均利率下降了800基点，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加权平均利率下降了423基点，累计降幅不可谓不大。
观察我国的金融机构加权平均贷款利率变化情况，从2011年的高点开始，除在2014年、2017—2018年，以及2021年间贷款利率有所回调上升之外，总体呈现一路向下的走势，至2025年5月，LPR再一次降至新低。
2019年启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是利率市场化的重要里程碑，LPR通过锚定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并引入市场化报价机制，显著提升了利率传导效率。数据显示，1年期LPR从2020年初的4.15%逐步降至2025年5月的3.0%，5年期以上LPR从4.80%降至3.5%，分别实现115个基点和130个基点的降幅，有效引导金融机构压缩贷款定价中的风险溢价。
融资利率下降的原因
企业融资利率下降和宏观经济环境因素密切相关。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经济增长面临一定压力，如全球疫情冲击、俄乌冲突及房地产市场低迷等，市场消费与投资动力不足。为刺激经济增长，央行通过货币政策等手段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以扩大生产投资、释放消费潜力、稳定经济增长。
利率下降也由货币政策因素决定。央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降准、降息等多种工具，向市场投放充足流动性，增加资金供给。同时，推进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使其能及时反映市场资金供求和利率水平变化，有效传导至企业融资利率，促使其下行。
金融监管部门的政策导向也是企业融资利率下降的原因之一。金融监管部门加强监管，规范金融机构收费行为，清理不必要的融资环节和费用，降低企业非利息融资成本。同时，鼓励金融机构优化业务流程、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提高融资效率和服务水平，进一步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
政府相关部门的定向支持也促使企业融资利率呈结构化下降趋势。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减轻企业负担，间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引导资金流向国家重点支持的行业和领域，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创造有利条件。
企业如何判断融资是否合算？
不管是从银行贷款还是直接发债，融资是企业经营中的重大事项，会影响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损益情况，更会影响企业的现金流。企业会从财务逻辑、投资回报及风险匹配等维度综合判断一笔融资安排是否合算。
企业融资合不合算，最简单的判断依据无非就是借钱后经营赚回来的是否比付的利息要多，也就是企业融资成本是否高于投资项目回报率即内部收益率（IRR）。融资的首要比较对象是资金用途的预期收益，融资资金投向某项目前，需将融资成本（如债务利率、股权要求回报率）与项目内部收益率（IRR）作对比，当项目IRR大于融资成本时，融资投入可带来正净现值（NPV），这就是所谓合算；反之，若IRR小于融资成本，项目收益无法覆盖成本支出，那么融资不合算，反而将导致价值损耗。
企业融资是否合算，还有一个比较的基准是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新做的融资成本需与企业现有资本结构的综合成本（WACC）比较：若新增融资成本小于WACC，那么可以降低整体资本成本，优化财务结构；若新增融资成本大于WACC，则可能推高综合成本，所以需谨慎开展。
企业融资还会考虑资本结构优化，即风险与杠杆的匹配，融资需服务于最优资本结构目标。若企业资产负债率过低（如低于40%），则适度增加低成本债务可提升权益乘数（杜邦分析法中的杠杆效应），放大资本回报率；若负债率已过高（如高于70%），那么即使新的融资成本较低，也可能因财务风险激增导致股权投资者要求更高回报，反而推高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
此外，企业进行融资安排也应综合平衡短期成本与长期价值。例如，企业部分融资虽短期财务指标不突出（如早期研发投入的股权融资），但可支撑技术壁垒或市场份额扩张（如互联网企业烧钱获客），那么此时就需从战略维度评估“隐性收益”。再如，企业在危机时期的融资（如疫情下的应急贷款）则需优先考虑流动性救急，而非单纯比较成本与短期收益。
总之，企业的融资是否“合算”，是财务数字+战略价值的综合判断。企业既要确保资金投入的收益超过成本，又需匹配企业资本结构与长期发展目标。单纯以利率的高低来决定合算与否容易陷入短视，企业融资还需结合资金用途、风险承受能力及市场环境等动态综合决策。
利率这么低，企业更愿意融资吗？
2024年我国社会融资成本下降，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例如2024年12月份新发放企业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43%，比上年同期低约36个基点；2025年4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2%，比上年同期再降低约50个基点。
虽然融资利率不断创新低，但企业信贷需求持续疲软。2024年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新增额为14.33万亿元，而2023年同期新增额为17.91万亿元，2024年企业贷款新增规模较2023年减少约五分之一，是近年来较为显著的收缩。2025年4月人民币贷款增加约2800亿元，同比少增4500亿元，环比少增3.36万亿元，当月新增贷款数据创2008年以来新低。这种“低利率、低需求”的背离现象，和实际利率偏高、供需错配和企业利润不足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已形成复杂的负向循环机制。
首先，虽然表面看起来企业融资成本一路走低，但实际利率却仍然偏高。实际利率是指剔除通货膨胀率影响后的利率，其计算公式为：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近年来我国的通货膨胀率（CPI）也在不断下行，所以名义利率的下行被通缩抵消了部分，因此目前的实际利率并不低。如2024年12月1年期贷款的实际利率约为3.0%（名义利率3.1%－通胀率0.1%）；而2019年12月的1年期贷款实际利率却接近0（名义利率4.35%－当月通胀率4.5%）。两个利率对比，2024年底的实际利率反而显著高于疫情前水平。
CPI之外，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也偏低，2024年全年同比下降2.2%。在工业品通缩压力下，制造业企业面临“收入下降+债务实际成本上升”的双重挤压。例如，某装备制造企业融资成本为3.8%，但产品价格年降幅达5%，则该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可被视为8.8%，远超其4.2%的利润率，生产经营举步维艰。
其次，供需错配下的产能利用率低使得企业信贷扩张缺乏经济性。多年来我国经济在供给端的过度扩张与需求端的疲软已经形成了较大矛盾。我国长期以来消费不足，叠加目前由于美国加征关税引起的出口问题，使得我国经济更加难以有效消化产能。在去产能过程中，我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目前已低于75%，处于历史低位，其间造成的库存积压，更使得企业被迫进入去库存周期，此时企业偏向于减少新增投资，融资需求因此有限。
再次，在利润萎缩的现实下，企业进一步的债务扩张受到财务约束，企业资产回报率（ROA）的持续下滑削弱了企业的借贷动机。202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OA（滚动12个月）约为4%，而同期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也降至4%，两者均处于历史低位水平且数值接近，此时债务扩张的边际收益不大，甚至趋近于零，企业更愿选择“最小化负债”策略。
低利率≠有效需求，需提高资本回报率
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利率还是企业融资时考虑的主要因素吗？”目前的答案恐怕是：“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企业愿不愿意融资，而不是融资贵不贵”。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我们提了很多年，现在倒是真的做到了，企业却不愿意借钱了，这恐怕是很多人当初没有预料到的。前些年的贷款利率明明比目前高很多，甚至数倍于目前的利率，但那时的企业融资状况却仍热闹喧嚣，甚至烈火烹油，供需两旺。当前，企业贷款需求疲软，本质上是资本回报率下降与债务驱动增长模式失效的集中体现。单纯依靠降息难以破解困局，需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同时扩大新兴产业等投资来激活需求侧、再辅以金融供给侧创新等，努力重构“融资成本、资产收益率、风险溢价”的良性循环。当企业预期资本回报率（ROA）持续高于融资成本2个百分点以上时，信贷需求就可能进入可持续复苏通道。
降低融资成本这件事，或许有点像治理交通拥堵。拥堵的时候，人人都希望路上车子少一点；真的有一天因为种种原因街上人烟稀少了（极端情况比如疫情期间），却又让人怀念车来车往，烟火气十足，哪怕那些拥堵着的热闹时刻。
[作者薛键为某银行分行行长，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ICC China）银行委员会保理福费廷专家组组长，著有《证道：国内信用证、福费廷及保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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